经济横着走反映出增长动力的薄弱，虽然二季度经济可能略优于一季度，但料将延续弱复苏状态。
我国大陆的民意测验和社会调查机构中国社会调查所2005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几十倍，人均GDP也增加了十几倍，但中国人的幸福感显然并没有同步提高，有些方面甚至还下降了。但经济学已经发现，经济、财富与幸福程度并不是完全的正相关关系，也不是简单的相关关系。
幸福悖论从本质上说，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增进全社会的福利，增进全人类的幸福，然而对于幸福是什么，经济学却又没有做出清晰的解答，因此经济学也难以清晰地回答如何能让人更加幸福。中国民众由此越来越认识到：未来的发展理应走出幸福经济学所讲的收入增长不带来幸福增长的所谓幸福悖论。幸福和苦难看起来像遥不可及的两极，但其实是硬币的正反面。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笔者认为，要获得真正的幸福，有3件事情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建构幸福的能力、追求生命的成长、保持终极的关怀。
2008年，英国政府的前瞻计划项目（UK Government's Foresight Project）研究了世界各地400多名科学家的跨学科工作成果，试图建立一套有事实依据并可以增进幸福感的行为指南。切莫轻言财富与幸福无关很多人觉得拥有更多的财富，在经济生活上得到更大的满足才能幸福。所以它直接导致人们生下来就面临不同的成长环境，因而长大以后人们取得收入的机会出现巨大差异。
有钱人可以购买城里的房产或投资的形式办理‘蓝印户口甚至正式户口。据媒体报道，在户口制度改革调查中被问到的所有城市的市长都一致反对放开对城市户口的限制。如果达到北京人也愿意搬到其它地方去工作和居住的状态，政府的福利开支恐怕增加100倍也不够用。昔日不过是小小渔村的深圳如今甚至超过北京成为人人愿意落户居住的地方是个最好的例子。
我国不能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保护和提高并不怎么贫穷的阶层（主要是城市户口居民）的利益，搞所谓的‘锦上添花，因为需要‘雪中送炭的最贫穷阶层实在太多。但是那些既没有就业机会，公共设施又不足，又不方便做原来的农业活动的所谓的‘小城镇，农民给钱也不会去，单纯地把农民户口变成城镇居民户口又有什么用呢？难道住上楼房就是城镇化吗？要知道很多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在家乡农村也能盖得起楼房，而且比那些小城镇里的楼房更好。
在国外也有贫富差距，在长期经济停滞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甚至比中国还大，但性质和表现方式与我国却有很大不同。这些偏袒本地户口拥有者的政策会继续增加该城市户口的‘含金量，使户口制度的改革更加困难。‘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即6号文件）近一万余字，一共35条，但是只有其中第25条的150余字的内容中勉强涉及到户口制度的改革。正因为这样，缩短贫富差距的很重要的市场功能因而就彻底失效，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区间和城乡间贫富差距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和扩大。
在那些和工业发展无缘的地区（尤其是偏僻的农村）出生的人和沿海大城市出生的同龄人相比，人生的起点就不同。户口制度改革的目标是消除各地福利待遇的差异中国政府也知道目前这种限制人口移住（而不是移动）自由的制度不人道，在世界上除了北朝鲜只有中国才有，它是产生我国贫富差距的最主要原因。政府既然要把缩小贫富差距作为政策目标，那么户口制度的改革就不应再推迟下去。这种社会保险制度越普及和‘完善，政府财政负担压力就越重，到头来阻碍政府取消对居住权的管制，给消除城乡差别的努力进一步设置障碍。
像限制外地人买房买车，用有限的地方财力实行只对本地老年人的免费乘车，免费进公园等优惠措施。在这种保护本地户口居民利益的制度环境下，外地人（尤其是农民）即使到北京等发达地区打工，也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找到本地人挑剩了的工作岗位，默默忍受没有本地户口带来的种种不便和歧视，老老实实地当‘二等公民，随时准备卷铺盖回到自己的户口所在地。
因为它歧视外地人，同改革户口制度的方向背道而驰。因地方政府低价征地而没有收到足够补偿的农民不是没有，但和那些与工业化，城市化无关的贫困山区里的农民处境相比较而言，在媒体里得到普遍同情的‘强拆，‘强征受害者的故事显得有点过于煽情，起码对那些‘钉子户来讲，没有比贫困山区农民更值得同情。
韩洪锡 LG经济研究所（中国）所长/经济学博士 进入专题： 户籍制度 。目前国家的主要教育资源集中在大城市等发达地区，高校录取方式又对大学所在地考生有利。这也难怪，如果政府突然取消外地人在本地落户口的限制，那么原来收入高，生活环境好的地方的居民要同成千上万的外地人分享本地的各种福利资源，他们能同意吗？因此在现行的户口制度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成为反对户口制度改革的主要障碍。即使是那些在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中消除不公正因素的改革措施充其量对整个社会来讲也属于‘锦上添花的性质，对那些迫切需要得到和城镇居民同等机会的最贫苦的农民阶层很少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据报道，北京户口的‘隐性价值已上升到50万元，它表明有些外地人为了取得在北京正式居住并享受有关福利待遇，宁愿花这么多代价。而这种选择引起的人口的流入必然导致原来收入高的地区的工资水平回落的同时房价等生活费用上涨。
比如改革开放以后东北地区和内地有些工业城市的经济地位显著下降，那里居民户口的隐性价值也相对下跌。一句话，中国户口制度的核心内容就在于政府不允许人们自由选择居住地。
城市里一些原国有企业的员工因下岗而失去改革前的‘领导阶级的地位，而城市郊区的农民中很多人因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地价暴涨而无端端成了百万富翁，甚至纯粹的食利阶层。要帮助最贫穷阶层，建设均等机会的制度是关键至今为止，除了城市郊区的一部分等待拿到‘土地征用补偿金后进入城市居民队伍的‘地主之外，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仍然在农村不得不从事生产效率低下的农业劳动，或离开家乡到城市当农民工。
加快由政府主导的城镇保障房建设实际上是变相的‘国进民退，重新回到政府拥有和管理分配住房的老路，与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驰。改革以前政府连人的移动都要管制，农民也不允许离开家乡只能务农，而现在农民可以自由地离开家乡到外地打工了。
而这种收入差距的最大原因莫过于中国独特的‘户口制度带来的天生的机会不平等。它还存在让一些政府官僚在通过选择廉租房住户和低价房买主的机会便于寻租的制度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仍然把重点放在保护拥有本地户口的城镇居民的利益，这种思路和作法应该彻底反思。但是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想居住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楼房，而是能够保持工作机会的实实在在的楼房，具体地说就是在城市里的楼房。
但是这种制度是1958年计划经济时代由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建立起来的，‘请神容易送神难，要想动它也因涉及的问题太复杂，政府不容易下决心。反过来，原来收入低的地区因居住人口的流出导致工资水平上涨并物价回落。
政府的主要责任本来就在于如何把最贫困的阶层同富裕阶层之间机会不平等的因素尽快消除掉，换句话说在于创造平等机会的制度建设上。现行的户口制度是贫富差距产生的主要根源在中国和其他大多数国家不同，社会贫富差距的最重要的体现方式就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只要我们比较一下北京上海的居民和贵州青海山区农民的处境就知道了。
这才是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也是千百万最贫穷的阶层（尤其是贫困山区的农民）最盼望的改革。让那些西部地区的贫苦农民离开家乡搬进附近的小城镇，把农民户口改变为当地小城镇居民户口确实花不了多少钱。
各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改善本地生产和生活环境的努力加速了地区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大量的新型城市拔地而起，让人们对理想的居住地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25.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经济发展有利于户口制度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30多年，中国的户口制度也不是一点变化也没有。实施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不管在哪里，只要政府不限制人们选择居住地的自由，那么市场竞争促使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收敛缩小。但是当他（她）真正碰上与户口关联的制度墙壁弄得头破血流，一筹莫展后才发现户口制度的壁垒有多厚，拥有本地户口对一个人有多么重要，于是变成‘愤青，才开始恨起这种不平等，不人道的制度
过去几年，有学者说到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这种模式有什么特征呢？先不讲价值判断。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奇迹还会持续？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人力资本以及研发创新的投入。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个目标，2020年我们的居民收入需要翻番，经济总量要翻一倍，人均GDP也要翻一倍。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关心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对于经济的贡献率以后会越来越低，充其量就是0．5%左右，资本的贡献率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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